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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实事求是的史书是司马迁史记,最弄虚作假的是隋书与贞观政要!!

来源:华健新闻网 更新时间:09-18 点击发表评论
一本野心家、阴谋家编写的《隋书》《贞观政要》把隋文帝隋炀帝父子骂的狗血淋头,《贞观政要》就是一本纯粹黑隋的《骂隋书》,里面动不动就抬高李世民贬低隋文帝隋炀帝,一会李世民说隋文帝独裁专制不肯信任百司,一会李世民说隋文帝不肯开仓放粮,总之贞观政要中李世民就会自我吹嘘没有任何自我批评,只会自吹自擂一面辱骂隋朝。你不能指望瓦岗寨出身的反贼农民野心家魏征能像司马迁一样实事求是的编写史书,更不能指望李世民不会去篡改历史妖魔化隋文帝隋炀帝两父子。为了掩盖李渊李世民太原造反时向突厥称臣的罪行,李世民还自编自导了一幕黄河沉舟事故,把全部隋朝官方历史记录统统沉在黄河水底。中国历史上像司马迁写的《史记》那样“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史书真是少之又少。陈寅恪先生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着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可是现在的中国人很少有陈寅恪先生那么高的认识,往往把统治者为自身利益编写的史书当成天书,捧为真理,认为他们写的都是历史事实,丝毫没有一点怀疑精神。这种人读不读书,读不读史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意义。鲁迅先生曾说:“历史长的王朝往往好人多,因为是本朝的人在写历史;历史短的王朝好人少,因为是后一个朝代的人在写。”隋朝正是短的王朝,《隋书》正是靠称臣突厥出卖隋朝利益而造反篡位夺得江山的唐人写的,《隋书》能公正吗?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渊就下令提出修隋史的建议。第二年,就命史臣编修隋史,但数年过之后,书仍未完成。直到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下令由魏征主编《隋书》。唐太宗经常与魏征谈论汲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魏征是《隋书》的监审者,大方向把握者,“徵(魏征)总知其务,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序、论皆徵所作。”魏徵生前应该把《隋书》最重要的本纪部分修订完成了。魏徵死后,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隋书》直到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才修成。魏征等唐人奉命写的前朝历史的能做到“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吗?可能用公正的眼光评价隋炀帝杨广吗?《剑桥中国隋唐史》说:“隋代的很多档案被王世充在洛阳毁掉,而更多的档案是从洛阳往长安运送隋代图书和纪录的船只在黄河沉没时损失的。太宗的史官尽力用私家的藏书和前朝皇族保存的纪录弥补这一缺陷。他们亲自访问这些家族的成员,并搜集其他人的回忆录,其中一人是以记忆力强而驰名的医生。”隋文帝时撰成的《隋书》八十卷,隋炀帝时撰成的《开业平陈记》、《大业起居注》、《东征录》等原始史料都消失不见了。这是唐朝篡位者无意间把隋朝原始档案损坏,还是故意把隋朝原始档案销毁我们很难而知。唐人经历三十多年修纂的记载隋朝正史的《隋书》其中的蹊跷与猫腻实在令人猜疑……陈寅恪曾说:“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隋书》的创作中心是着眼于“取鉴”,加上史料来源的不足或不可靠,给《隋书》造成很多严重的缺陷,如对隋文帝、炀帝评价过于严刻。许多描写都不客观夸大其词。一些隋朝有名人物竟“史无其传”。南宋学者叶适就批评说:“魏征作杨玄感、李密赞,并论隋文、炀帝之所以兴亡,略用贾谊《过秦》语意,全不知史家体统。”那么着急编写《隋书》,这是篡位者心虚。造反者不正常心态而写的历史。《隋书》把炀帝定成“亡国之君”的典型。《隋书》纪、传把“亡国之君”的得失作为本朝皇帝“取鉴”的基本内容,重描写杨广的后几年。显然不能客观公正的评价杨广。隋炀帝杨广建立丰功伟业极其重要的前大半生《隋书》本纪只是一笔代过,如《隋书》说他:“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那他是怎么“南平吴会,北却匈奴”的?他在“南平吴会,北却匈奴”中的具体言行事迹呢?为什么不介绍呢?杨广是怎么花力气与才智治理江南的?杨广为什么当了九年的太子?这是装出来的?不是凭才干真本事?他父亲不是病死的?杨广为什么要杀死父亲?隋朝深宫极其隐蔽的事那些编书的人是什么知道的?是道听途说还是刻意诬陷?这种东西只能欺骗智商不高或不爱思考的愚蠢之辈,聪明人是那么容易不会受骗上当的。鲁迅先生曾说:“倘有取舍,即非完人;再加扬抑,更离真实。”魏徵对隋史“多所损益”,《隋书》离真实有多远?《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说:“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由于向突厥称臣甘做儿皇帝的乱臣贼子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造反后一系列倒行逆施的篡改历史行为,由于隋炀帝的死过于仓促突然,由于李渊篡位弑君用毒酒灌死隋恭帝,由于李世民把隋朝官方的原始记录档案都毁尸灭迹逐一销毁,许多有关隋朝的历史真相与社会现实、政治事件被篡改、扭曲、丑化、粉饰、夸大,加上李渊李世民父子为千方百计妖魔化隋文帝、诋毁污蔑隋炀帝的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中国的二十四史中李唐官方对隋朝的评价是最强颠倒是非、罔顾事实的,二十四史中李唐官方对隋朝历史的描述是最篡改历史、扭曲事实的。顾炎武曾经指出:历代钦点编纂的史书中,当属李唐王朝编纂的《隋书》弄虚作假的内容最大、水分最多、篡改的史料也最为面目全非。虽然隋书是李唐官方钦定,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并不像西汉司马迁编写史记一样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是完全按照李渊李世民的旨意有意丑化隋朝,顾炎武认为隋书中对隋朝政治的评价、对隋文帝、隋炀帝的评价多为不足为信的坊间所谓妖言捕风捉影拼凑而成,一昧罔顾事实的捧唐贬隋。顾炎武倡导同时代明末清初的文人应该重新研究修订这段隋朝历史,否则只固守书呆子的腐儒秉性把隋书的话奉为真理宝典,不加以甄别、思考,就正中李渊李世民父子篡改历史的下怀圈套,不但以讹传讹,而且把李唐官方捏造历史的一面之词当作信史将误人子弟贻害子孙万代。顾炎武在人生最后十年曾想重新编写隋朝史取代隋书,可惜天不假年,随着顾炎武的离世,他的夙愿未竟。读史贵在精,尽信书不如无书,然而一大批现代人总是认为二十四史就言之凿凿无懈可击,从来不加思考就当做信史材料引用,误人误己者现今大有人在。吾首倡大义拨乱反正,执春秋之正笔,定万世之公论,匡正中国正统史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现在就专门对现今世人对隋朝误解最深的几个问题一一具体指正。现代人误区一:隋文帝怕老婆、隋文帝是个惧内的妻管严。匡正事实真相:之所以有这个误解,一切都来源于李唐别有用心编纂、弄虚作假的《隋书:后妃列传》,原文是:“后(隋文帝妻子独孤皇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1高颎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1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后俟上于阁内,及上至,后流涕拜谢,颎、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极欢,后自此意颇衰折。初,后以高颎是父之家客,甚见亲礼。至是,闻颎谓己为一妇人,因此衔恨。又以颎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渐加谮毁,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隋文帝妻子独孤皇后本名独孤伽罗,为西魏北周将领独孤信之女,实岁还不满13的独孤伽罗刚嫁给隋文帝杨坚一两个月左右,她爹独孤信就在政斗中失败被自杀了。树倒猢狲散,独孤家势力瓦解、独孤信妻儿流放蜀地,一直到十几年后周武帝诛杀宇文护后独孤信名誉才平反。而且独孤信儿子们才智都比较平庸,只是吃父亲余荫,也没有多大政治作为,独孤家族在独孤信死的那刻就已经失去作为政治权柄核心的能力了。后来的历史证明,独孤氏嫁给隋文帝、不但没有给杨家带来任何助力支撑,这场婚姻独孤氏没给隋文帝带来任何好处利益,独孤家还拖了杨家后腿,成了累赘负担,更让隋文帝差点遭到灭顶之灾。独孤伽罗母亲崔氏似乎去世于独孤家垮台之前,也就是说失去父母娘家家族保护的她,实际上等于是一个小孤女受夫家杨家庇护了,把她的处境比成林黛玉也不算夸张。比林黛玉更惨的是,她夫家也受到了独孤信事件的牵连影响。而隋文帝杨坚对着无依无靠刚死了父亲的小妻子能够发下白首之约、数十年始终坚贞如一,那只有一个原因:爱情的动力,而绝对不是什么怕老婆。更不是惧内妻管严。独孤信家族命运相关史籍记载:【北史文献皇后传】(独孤)信见文帝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时年十四。仁寿二年八月……后崩于永安宫,时年五十九。隋仁寿二年为公元602年,由此可知文献皇后生于公元544年西魏大统十年,她14岁出嫁那年正是公元557年孝闵帝元年。这一年,宇文泰刚死不久、宇文护把西魏改北周,政治立场倾向西魏的独孤信身处漩涡,处境微妙。【周书独孤信传】孝闵帝践阼,(独孤信)迁太保、大宗伯,进封卫国公,邑万户。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家。时年五十五。【北史独孤信传】周孝闵帝践阼,迁大宗伯,进封卫国公,邑万户。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过,逼令自尽于家,时年五十五。【周书孝闵帝纪】元年(二月)丁亥,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三月己酉,柱国、卫国公独孤信赐死。也就是说,独孤伽罗刚刚嫁给杨坚一两月的样子,其父独孤信就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被赐死于家。以此妄言“隋文帝怕老婆、独孤氏帮了隋文帝大忙、独孤氏造就了隋文帝”的人很无耻,隋文帝及其杨家不但没从与独孤氏联姻中得到半点好处,还埋下被宇文护猜忌的杀身之祸。伽罗的父亲独孤信的确是位高权重的柱国,但杨忠也同样跻身于十二大将军之列。独孤信和杨忠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不过两人属于同一阶层,儿女婚事仍然可算是门当户对的政治亲缘联姻。而且最关键的是,杨坚和伽罗新婚后不久,独孤信因为对宇文护专权不满,被逼自尽,势力流散,妻儿也受牵连流放到蜀地多年,伽罗因为出嫁了靠夫家保护才逃过祸事。这场政变也连累了初入仕途的杨坚,他和伽罗的婚姻不仅没有得到政治收益,反而遭受到宇文护长期打压,数年原地踏步不得升迁,甚至一度有性命危机。独孤伽罗之后的地位都是靠杨家嫡子长媳身份得来的。不过,由于北周周边形势严峻,北有突厥骚扰侵犯、东有北齐虎视眈眈、南有南朝趁火打劫,杨坚的父亲杨忠虽然被宇文护打压,但因为骁勇善战战斗经验丰富,宇文护一面打压一面又不得不拉拢依靠老将来保护北周国家安全。杨忠之后靠战功一直拥有相当的地位,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也相继和宇文皇室联姻,老二娶了周武帝妹顺阳公主,老三娶了宇文泰外甥的女儿尉迟氏。并且由于杨忠的元勋地位以及杨坚本身长期被打压无势力朋党,周武帝还特意礼聘杨坚和伽罗的长女杨丽华为其皇太子宇文赟之太子妃。在杨坚和伽罗的婚姻关系中,杨坚对伽罗一直保持了感情的坚贞,夫妻俩艰难同辛共度难关。杨坚与伽罗的姻缘中得到的最大利益不是所谓家族势力,(以他的地位身份,就算不娶伽罗,他同样也会娶一个家族势力盘根错节的门当户对妻子)而是和他两情相悦相得甚欢又聪慧果敢智计过人的独孤伽罗本人。而对独孤伽罗来说,父亲定的这门婚事太及时了,如果她没有出嫁,失去杨家和杨坚的保护,她恐怕也得随着家人流放蜀地,那不仅她个人命运、只怕北周和中国历史都要改写了。在这种劣势形势下,14岁的独孤伽罗还能牢牢抓住丈夫的心,并且把老公“管制”得一辈子听老婆的话,可见对杨坚来说,这个小娇妻于他实在是魅力惊人;而独孤伽罗本人也确实是有过人能力和智慧手段。杨坚对伽罗无私的爱怜也让她下定决心倾尽心智辅佐丈夫在政坛崛起,既成就他一番雄心壮志,又能洗刷家族耻辱。夫妻俩一生风云诡谲的岁月中,伽罗始终是杨坚最亲密的爱人、知己、智囊和精神支柱。综上所述,隋文帝乾纲独断,不但不怕老婆、不是妻管严,反而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大男子,隋文帝与独孤氏婚姻的前期,独孤氏因为父亲独孤信或谋反罪而自杀,整个独孤家族除了独孤后一人外,举家被流放蜀地,独孤家族对隋文帝不再有任何帮助反而起了倒忙,增加了宇文护对杨家的猜忌。隋文帝与独孤氏婚姻的中期与后期,隋文帝即天子位君临九五后,随时废除独孤氏的皇后之位只是一句话的举手之劳小事,之所以夫妻一直白头到老是因为隋文帝对独孤氏宠爱有加,夫妻二人相敬如宾,而绝不是什么隋文帝怕老婆、惧内的气管炎之类连野史都算不上的荒诞不经之传闻。现代人误区二:隋朝是“国富民穷”,财富都大量集中在国家政府手里,经济实现高度集中值,隋朝人民都很穷,民生还悲惨。匡正事实真相:隋朝的民生、人均生活水平、人民生活质量恰恰是历代最好的、人均收入、购买力也是历史上最高的,事实上是在中国所有朝代中,隋朝国也最富民也最富,这得益于隋文帝的仁政爱民而推行的各项开明政策。隋文帝首创免除市场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头一次,隋文帝敢于推出秦汉帝王都不敢推行的免市场税政策,这需要多大的魄力与胆识,非雄才大略之圣君孰能为是?大隋朝商品经济极为繁荣冠于历代,如果按照《文献通考》关于隋朝民生的具体记载对比现在的数值,隋朝的老百姓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美国的十九倍,人人穿得起丝绸,人人家里藏有黄金储备,连宋朝的民生与国力都远远比不过大隋。不仅仅是因为藏富于民,而且大隋的人民生活生平是最高的,也是古往今来世界所有国家最幸福美满的。大隋国民的平均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美国的6倍,几乎人人都穿得起丝绸的衣服(罗马帝国只有凯撒一人能穿丝绸衣,可见大隋人民个个过着西方帝王的生活),家家都有黄金储备,只不过当时皇帝提倡节俭(隋文帝本人极为节俭,乘舆与日用之物,破损后修补再用,轻易不换新的;后宫妃嫔穿的衣服都已洗过多次;一次太医为他配药,需胡椒粉一两,遍寻宫内而不得;以自己为榜样教育子女节俭,把自己穿过的几件旧衣服送给太子杨勇,令他“时复观之以自警戒”,但他严于律己却宽于待人,只要是有功将士无论贵贱一律给予不惜血本的赏赐,即使导致国库空虚也在所不惜,开皇九年四月,平陈后举行赏功之时,隋文帝亲临大兴宫城正南之广阳门,欢宴将士,自广阳门外夹道陈列所积布帛,以达于南郊,赏赐金玉布帛堆放绵延几十里,赏赐共用三百余万段布帛加上三亿钱,陈故国境内,给复(免除徭役)十年;其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文帝之仁慈慷慨特别是对有功将士毫不吝啬倾尽府库赏赐简直吓人,古往今来世界帝王从没像他这么大方的,现在的英国女王等欧洲王室赏赐众人比他小气多了)因此有“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之称,经济上绝对有能力,但是为了节俭不追求奢华而已。现代人误区三:隋文帝是篡了自己外孙的皇位夺得天下。匡正事实真相:众所周知,隋文帝是接受北周最后一个皇帝周静帝的禅让而即的皇帝位,周静帝的母亲是朱满月,周宣帝立了五大皇后,正皇后也就是天元大皇后杨丽华没有子嗣,隋文帝正是杨丽华父亲,隋文帝根本不是周静帝外公,两人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因此外公夺外孙帝位说纯属无稽之谈。现代人误区四:隋炀帝是杀父夺位。匡正事实真相:隋文帝属于属于自然病逝,据史料记载老人家走的时候相当泰然自若,杨广是顺利即位继承大统,属于正常接班。正史:“仁寿四年春正月丙辰,大赦。甲子,幸仁寿宫。乙丑,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有星入月中,数日而退。长人见于雁门。秋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己亥,以大将军段文振为云州总管。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隋文帝临终前的另外两次谈话揭示出秘密“高祖至宫寝疾,临崩,谓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自知时日无多的隋文帝,可能想起了术士章仇太翼的话,于是这样嘱咐太子杨广要释放章仇太翼。“及上疾笃,谓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上因揽太子(这里的太子是指新太子隋炀帝杨广而非旧太子杨勇)颈谓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隋文帝看到何稠,何稠曾为独孤皇后选择陵寝,似乎也想起了独孤皇后,隋文帝非常欣慰的揽着太子的脖子,把后世交代给了何稠。从这两则史料看,隋文帝临终前,非常的释然,也非常安详的,对已经被立为太子的杨广也很信任,一切后事早已安排好。事实证明,隋文帝是从容病逝,属于正常辞世,离世也无比伟大圣洁,老人家走的时候也很光彩。比拿破仑被人下毒惨死华盛顿被庸医放血致死的结局强多了。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正月,文帝幸仁寿宫。夏四月乙卯日(此月丙寅朔,无乙卯日)病发,七月乙未(8月1日),日清无光。预示文帝已处于病危中。甲辰日(8月10日),“文帝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决”,实现权力平稳过渡,炀帝是正常接班。现代人误区五:因为考试最早来源于科举制,而科举制最早的缔造者发明者又是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因此现代考试制度的种种不公都归咎于隋文、隋炀。匡正事实真相:科举制的确最早为隋文帝创建、隋炀帝始置进士科选拔天下英杰之才。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制度倡导的就是英雄不问出处,有才华的人可以依靠本领,而不是家族势力出人头地,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公平。同时,也有助于加强皇权,因为这些官职,都是皇帝给的,科举考生们,会自觉成为维护皇权的中坚力量。在科举制度之前,当官是看祖辈们当过什么品级的官,然后就能当几品官。这种制度当然不好,中上等级的官员,全都被高门子弟所把持,引起社会的不满,同样皇帝也不满,因为这些官员可能更忠于家族,而不是皇帝。隋文帝隋炀帝时期的科举制度都是殿试策问,是指皇帝在殿上当面考核人才亲自出问题让考生问答,以策问的形式试验应考者的真实才华与能力,考核的内容都是国家战略、大政方针、国家治理之道的实用问题,这些问题是只会死读书的腐儒不能蒙混过关的,是不是真正的人才一试便知,因此隋文帝隋炀帝时期科举制选拔的人才都是万众挑一、真正胸中有韬略的人才精英。而科举制度到了李渊篡位称帝后开始风格大变,逐渐变质堕落。因为李渊并没得到隋文帝初创科举制时的真传精髓,从李渊开始,科举不再考国家政策问题,而转向片面消极的单以文章取士,内容只有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只会写几句狗屁不通唐诗的书呆子也能做状元,弊病很大,唐朝武德贞观年间科举选拔出的所谓人才远远不如隋朝开皇仁寿大业间的人才质量那么高,武德贞观间的应试考生多为只会做唐诗的书呆子。唐朝对隋朝科举制的亵渎扭曲使唐朝成为后世八股文的始作俑者(明朝不过是八股文的发扬光大时期而已)从唐朝开始进士科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不知历史;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到了明清八股文更是登峰造极。现在的考试制度种种弊端主要指的是填鸭式应试教育,它始于八股文的流毒罪魁:唐宋元明清时代,而与隋文帝创建伊始的科举制相差十万八千里。
中国历史上像司马迁写的《史记》那样“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史书真是少之又少。陈寅恪先生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着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可是现在的中国人很少有陈寅恪先生那么高的认识,往往把统治者为自身利益编写的史书当成天书,捧为真理,认为他们写的都是历史事实,丝毫没有一点怀疑精神。这种人读不读书,读不读史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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